我院在中华医学会第七次全国数字医学学术年会作学术报告

革命战争时期的游击式法制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地政权建设中发挥法制补足功能，根本原因亦在于党的领导，即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游击式法制治理，从而服务于革命和政权建设中心工作。

法官的业务能力较强，但沟通能力较弱，因此，这也就凸显出法官能动司法的重要性。总之，在新形势下，能动司法理念能够引导法院和法官做好各项工作。

无论如何，如果法院与地方党政部门缺乏有效沟通，得不到他们的有力支持，是很难开展正常审判工作的。从当下来看，2023年与2009年前后相比，能动司法实践的时空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不能简单地照搬式讨论。而法院的执行工作往往需要与不同部门打交道，因此，其能动需要也更多。此时学者使用的语词除能动司法以外，还有能动性司法和司法能动等。更进一步，法院能动司法效果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经费投入力度。

因此，今天我们继续讨论和研究能动司法，就不能再进行重复讨论，而是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特别是民法典的颁布，意味着法院将会更加强调法条主义，严格适用法条。[46][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同时，在匿名性心理的作用下，部分用户可能存在肆意辱骂和恐吓的情形，此时则可通过民事侵权责任或刑事责任惩戒其违法行为。四、基于网络暴力形成机制的阶段化治理架构（一）阶段化治理架构的基础制度网络暴力事件的阶段化治理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包括网络暴力信息识别、网络暴力风险预警机制、个人保护机制在内的基础制度。敬力嘉、胡隽：《网络暴力法律规制的完善路径》，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143页。在现行立法已经充分规定了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相关的基础制度的背景下，网络暴力治理的治理重心显然应当是对这些基础制度的实施方式予以细化，就网络暴力信息的具体认定标准、算法安全审核机制、科技伦理审查机制、网络暴力溯源机制等事项作出细致规定。

最后，网络舆情环境呈现一致性或群体对立性两种趋势，这为网络暴力信息提供了舆论激化的基础。《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第2条第2款对网络暴力信息的概念界定包括了三个要件：一是针对个人集中发布，二是具有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侵犯隐私、道德绑架、贬低歧视以及恶意揣测等特征，三是包括违法信息和不良信息两类。

[32]其结果使原本处于意见相左状态的网民受到传播媒介对事实真相的虚假性陈述影响，转而就受害人个体展开群体性网暴行为，这也是为什么能够在新闻报道中频繁见到反转再反转的根源所在。相对应地，此时的风险应对方式既包括限制、屏蔽零星的网络暴力信息，使得潜在的网络暴力行为人无法获得群体归属感，也包括对不特定网络暴力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追究，打破法不责众的错误认知，这种错误认知会鼓励人们寻找能够获取最大利益而又能免于处罚的方法。这意味着无论是民事责任、行政责任，还是刑事责任，均无法对所有网暴参与者的行为进行评价。[58]熊文瑾、易有禄：《论网络表达权的边界——以实现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为目的》，载《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第162页。

在社会热点事件发生之后，原本多元化的观点意见不再能够处于公共商谈的范畴之内，传播次数超过一定限度，即便是少数意见，也有可能转变成为符合网络信息环境的多数意见。需要注意的是，该概念界定并不是以个别信息为对象，而是强调集中发布的不特定数量信息。此时，网络平台则应当根据用户有效点击量、浏览量判断热评事件可能存在的网络暴力风险，及时采取措施控制网络暴力信息的发布与传播。这也意味着个体的刑事责任难以认定，即便借由侵权责任追究部分侵害主体的民事责任，其最终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也不足以使得网暴者投鼠忌器。

[44]顾金喜：《沉默的螺旋效应与网络群体性事件应对》，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1期，第108—109页。当然，除了前述措施之外，平台也可以采取其他管理措施或技术手段降低匿名性心理的负面效应。

当然，这种以案说法的治理效果还需要平台运营者以信息发布之前的事前告知方式予以保障。网暴治理之所以迟迟难起成效，原因之一正是网暴行为的持续性特征使其难以进行界限分明的分割，采用网络暴力信息数量作为认定网暴事件的判断标准缺乏足够的正当性依据。

但是，多元共治本质上仅仅是一种社会治理理念，部分学者习惯性地将其理解为政府、企业、行业自律组织以及公民各自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忽视了多元共治理念所强调的协同治理特征。事实上，在绝大多数网络暴力治理的研究中，学者们均提及了网络暴力行为人对自身行为性质的错误认知。[8]尽管学界有关网络暴力概念的界定表述不尽相同，但普遍承认网络暴力具有四类法律特征：一是群体的无意识规模化攻击，网络暴力的发生通常并非刻意为之，而是一种偶发性的网络群体情绪激化所导致。在网络暴力事件中，导致对特定个人集中发布违法不良信息的原因除了优势意见支持者对受害人的直接攻击之外，还体现在彼此相反立场的群体对另一方群体中的个体进行攻击。参见侯玉波、李昕琳：《中国网民网络暴力的动机与影响因素分析》，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102—104页。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方面，通过事后的法律责任追究以及现实的司法案例使得网民重新在匿名机制中恢复理性，清楚意识到网络空间的言论信息并不会当然免责。

在法律风险提示方面，平台可以采取弹窗、评论区加粗字体提示等方式提醒用户理性评论、善意批评，并告知用户进行网络暴力、传播网络谣言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并且，最终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主体大多存在散布个人信息、线下恶意伤害、短信电话威胁等情节，仅能对网络暴力事件中的个别行为人起到威慑作用，无法对网络暴力事件的所有参与者发挥行为指引作用。

因为群氓本身是一种临时聚集的松散群体，虽然在特定事件刺激下容易丧失理智并进行攻击行为，而一旦这种刺激消散或群体情绪褪去，该类群体又会直接解散。其二，目前平台采取屏蔽、封禁用户账号时，大多以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作为法律依据，其表述方式过于笼统模糊。

需要说明的是，实践中的个人信息泄露包括受害人个人信息泄露以及以混淆视听方式故意泄露与自己存在纠纷的第三方个人信息。[14]也有部分观点认为刑法规制的强化方向应当是对入罪条件的扩张解释，真正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网络暴力行为本质上均可在《刑法》中找到直接的法律依据，以网暴行为的特殊性为由增设罪名反而无法解释该行为与其他犯罪行为的实质性区别。

从信息传播视角来看，在匿名性心理导致的去抑制化效应、沉默的螺旋效应以及拟态环境的作用下，网络暴力的形成需要经历零星负面信息发布—社会热点事件促成观点激化—网络暴力事件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扩大网络暴力事件损害结果这四个阶段。第三，网络暴力事件的诱因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用户在接收网络信息时会下意识地将算法频繁推送的信息内容先入为主地认为是事实真相，网络舆情的演进过程具有夸大想象、易轻信等特征，[23]故而在事实尚未澄清的情况下，部分用户就开始进行道德指责或侮辱谩骂。倘若平台算法频繁推送社会负面新闻，会致使用户产生负面情绪，对新闻报道、官方信息等内容产生不信任感。[40]然而，在网络新媒体多元化的产业趋势下，沉默的螺旋理论也开始受到质疑。

网络暴力事件的发生具有随机性，并且处于一个持续性过程，客观上难以准确预测该类事件是否发生。在网络暴力事件的早期，偏颇的事件报道、恶意揣测、道德绑架等性质的信息内容并不会百分百导致舆论发酵，但是经由各类信息传播媒介的多次传播，在确认了解到事件真相的心理状态下，网络舆情会立即进行群体性指责。

二是判断是否存在恶意揣测、恶意挑起敏感话题、恶意指责他人等内容，如制造仇富情绪、编造淫秽性猜测信息等。[45]具体而言，在热点事件发生之后，主流媒体报道形成一条沉默的螺旋，特定群体通过新媒体形成另一条沉默的螺旋。

[53]其次，特定事件发生之后经由广泛传播以及网民评论获得一定的关注度，包括自媒体在内的各类新兴媒体开始针对特定事件进行报道或评论。只要这些措施能够让用户知晓匿名发布信息同样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即可，因为匿名性心理往往会让用户在信息发布时存在不用承担法律责任的侥幸心理，加之过去部分网络暴力信息发布者依然未受到惩罚，使得用户对于信息发布行为的法律性质存在错误认识。

即如果看到赞同的观点有多数人认可，就会果断广泛传播，而对于少数人支持的观点，则为了避免被孤立而选择沉默。在《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已经颁布的当下，再去强调政府、平台、用户等主体应当承担何种法律义务并无太大意义。例如，在7·7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事件中，部分网民在实施网络暴力行为时，通常会默认其所接收的信息为真，并采取情绪化的言论攻击。[24]赵精武：《民法上安全原则的确立与展开：以风险社会治理转型为视角》，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57页。

在无人知晓参与者姓名、身份的前提下，参与者处于一种摆脱社会规范约束的匿名状态，不再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和进行自我道德约束，[26]在群体无责感的心理动机趋势下，做出迥异于线下行为模式的偏激活动。在特定事件发生后，部分新兴媒体或公民个人往往会就该事件发布独家新闻或实时时评，但是一旦这些具有广泛信息受众的信息传播节点恶意发布具有诱导性、偏见性或恶意揣测性的网络信息，无疑会放大错误舆情的传播范围，激化潜在的群体对立情绪。

实际上，多元主体共治论的内在治理逻辑也正是针对网络暴力事件形成过程进行层层干涉，尽可能在不同阶段、不同环节控制网络暴力信息的泛滥。但是这些零星负面的网络言论倘若存在恶意编造虚假信息、利用网络诽谤、组织指使网络暴力等情形，即便最终未能导致网络暴力事件，但其行为自身的违法性则可能导致承担刑事责任。

但有限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无异于杯水车薪，受害者仍然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才能恢复至原来的生活状态。[50]前引[49]靖鸣、张朋华文，第72页。